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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跟我太太講，借高利貸也要拍完，她緊張了一分鐘，又繼續做她的事。」談起被錢追著跑的計畫，導演汪怡昕卻笑得開懷，比劃間幾千萬、幾百萬的數字飛來飛去，時不時穿插高利貸、賣房子一類的字句，他眼角、嘴角，依然頂著笑，「不然要哭嗎？」語畢，爽朗大笑3聲。 一旁是他的夥伴，資深媒體人、公視前總經理馮賢賢，「台灣電視衰退很久了，已經沒有企圖心，沒有想開創，但我們做這件事，就是想突破失敗主義的氛圍。」優雅語調包藏銳氣，2人籌畫著還不能公開太多細節的計畫，少數能亮相的資訊是：她擔任監製，而汪怡昕這次不執導演筒，要當製作人。籌備政治劇《國際橋牌社》，汪怡昕這次不執導演筒，要當製作人。（蔡親傑攝）「大家都以為台灣是牌桌上的牌，其實台灣是Player」汪怡昕神秘計畫的其中一部分，是叫《國際橋牌社》的劇集，不是《賭神》那一類在公海打牌鬥智的電影，是講台灣近代歷史，還有檯面上下來自國際的角力互動，「大家都以為台灣只是牌桌上的牌，其實台灣是Player。」「台灣沒想幹大事，但大事都少不了台灣。」說的是台灣國際地位，也像是眼前道路，汪導紮實地就是想幹大事。《國際橋牌社》歷經4年籌劃，包含田調、口訪、搜集資料，洋洋灑灑規劃了8季，第一季10集，要從1990年刻畫到1994年，講解嚴之初到台北市長選舉，一個姓陳的立委擊敗執政黨的候選人，那是風起雲湧的年代。「台灣人過去對台灣史、近代史，都是知道片面的資訊，但對於過去檯面下的角力、國際角力怎麼影響台灣，很少人知道。」論起狂放的年代，汪怡昕眉飛色舞，歷史、政治、權謀，都在他腦裡有一個雛形，「當然劇情本身不會這麼硬，就像看八卦、看熱鬧，其實歷史有時候比編劇還厲害，裡面的故事多有張力。」當然不能太硬了，如果拍成歷史紀錄片，大概就破不了市場這一關；為了突破這道關口，汪導傾盡全力布局，《國際橋牌社》講大時代，但故事要由小人物來說；主創團隊安排了3男3女，橫跨3個世代的人物當作主角，有記者、黨工、黨外青年、總統府侍衛，彼此有愛、有恨，時代與權謀是背景，重點還是人物面對困難的選擇，「這齣劇其中一個價值是『怎麼活下來』的方法，上到總統，下到庶民，都是在講這件事。」獨派、統派都來找他 但「劇本不為政黨服務 」政治題材在台灣，到底是熱門還是票房毒藥，誰也說不清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這讓找資金變得有些困難。儘管已有文化部補助3000萬，《國際橋牌社》的野心並不止於此，一季8000萬，是個如今在電視產業，幾乎沒人敢喊的數字，但想把東西做好，千算萬算就是這個預算規模。汪怡昕坦言，過程中獨派、統派等，各種政治光譜的人士都接觸過他，但舉凡可能透過資金來影響拍攝立場、詮釋角度的，絕對不能拿，「這個劇本，不是希望為哪個政黨服務 」，不能把劇變成別人置入的工具。政治劇《國際橋牌社》製作人汪怡昕坦言，在籌畫過程，各種政治光譜的人士都接觸過他。（蔡親傑攝）在商業投資人方面，則是另一種困境。「其實製作人就是跪人，下跪的人」，汪導笑著眯起了眼，眼裡透出一派樂天，「我中間接洽過很多企業、電視台、個人，但都一樣，很多人會跟你講怎樣不行、如何不可行，這是對未來的想像不夠勇敢，但台灣能走到今天，中間是花了多少勇敢？」「我什麼時候失手過了？」馮賢賢陪他幹大事上一次，為了拍紀錄片《少了一個之後：孤軍》，汪怡昕賣掉祖厝籌錢，這回沒祖厝賣了，他還是樂觀。樂觀自有貴人，在《少了一個之後：孤軍》申請文化部補助時，汪怡昕認識了當時擔任評審委員的馮賢賢，之後找上她當《國際橋牌社》的監製；大概是看好終於有人敢踏出這步，馮姐二話不說，立刻接下。「從我們角度來看，把這個東西拍好、做好，就有機會打開國際市場，有這個眼光的，就進來一起做，我就不信台灣連這樣的人都沒有。」說得堅決，馮賢賢同時丟出過去成績：監製過《無米樂》、《幸福路上》，擔任公視總經理時曾推動《誰來晚餐》、《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》等節目、戲劇，用自己的履歷幫汪導做擔保，「我什麼時候有失手過了？」與導演汪怡昕在申請文化部補助時認識，當時汪怡昕盼公視前總經理馮賢賢能夠接下《國際橋牌社》監製一職，馮賢賢立刻答應。（蔡親傑攝）「在商言商，製片有算過啦，有算過有文化部補助3000萬扣掉後，剩餘的成本是可以回收的，不然我們不會去募資，不可能要人家投注定賠錢的生意。」馮賢賢說，他們甚至連收視率擔保的合約都敢跟電視台簽，收視率不夠高，損失由他們負責出。2人說了這麼多，其實就是不要讓投資人賠錢。但這終究只是基本，會議室的白板上，流程表寫得密密麻麻，籌備這麼久，他們怎麼可能只滿足於不要賠錢？製作兼導演 作品變得像賭注遙遠又勇敢的期盼是，他們想改變一下影劇產業，至少要當第一個踏出去的「傻子」。「台灣沒有好的影視生產環境。」汪導講的這句話，大概很多圈內人都會同意，說著他一一細數，僅管已有許多戲劇、電影受到注目，但從總體來講，受注目，甚至能夠回本的作品，比例極低，「這已經違反了市場的規則！」論起導演制盛行，由導演一手包辦大小事的台灣影劇圈，汪導搖了搖頭：「台灣很多獨立製片，都是製作人身兼導演，這就是很手工業，沒有市場的選擇靈活度，還有對預算的控管；製片跟導演應該是對立的，導演希望創作可以發揮，預算就會高，製作則是要cp值高，台灣沒有這樣的傳統跟習慣，因此作品會變得像賭注一樣。」汪導盼創建全產業鏈 馮賢賢點出台劇粗製濫造健全的產業鏈，是他亟欲建立的目標，要成為產業，無庸置疑，得有商業要素支撐，「必須要是可以獲利的標的，生意不是賭注，不太可能期待投資方用賭注的方式，在參與台灣市場。」「問題就資金來源太單一，我們的國際資金來源，有沒有可能更多一些？生產的管控，有沒有可能更成熟、更工業化？」汪怡昕列舉美、日、韓，指出影劇產業能成熟，都是有遊戲規則來進行，如果產業鏈無法建立 ，演員、幕後人員，如何能得到長久的工作機會？談及台灣現狀，《國際橋牌社》製作人汪怡昕（左）直言「台灣沒有好的影視生產環境。」、監製馮賢賢（右）則點出台劇的粗製濫造現象。（蔡親傑攝）「台灣需要這樣的劇，精緻的戲。」馮賢賢說得更直接，台劇越來越粗製濫造，甚至有的劇本審完、丟給導演，只給人家5天就要拍完，這種情況必須改善。《國際橋牌社》理所當然，不走台灣慣常的導演制路線，要走製片制模式，包含管控工作流程、財務、行銷計畫、後續發展，都以製片為核心啟動，主創團隊早在半年前，就緊鑼密鼓地開會，劇本一連修了7個版本，團隊組合也幾經磨合、變換，很費工，就是想修到大家有個共識。「這是所謂的團隊模式 ，不是什麼都導演決定，在劇本發展、演員培訓上，導演都有關鍵性角色，但他不會是唯一的決策者。」馮賢賢對此說道。要當政治劇領頭羊 「戲好看，標籤就會自己掉落」踏出影劇產業的第一步外，《國際橋牌社》也想為政治劇當開路先鋒。台灣沒有政治劇，或者如汪怡昕所說，都還離得太遠，沒有真正聊到權力核心的東西。「我們有宮廷劇、偶像劇、愛情劇，但這種的都沒有。」馮賢賢則認為，或許是基於自我審查等因素，台灣很少碰觸政治題材，但應該要有，而且她期許得更多：「不應該只有一種政治戲，希望開一條路之後，其他政治戲也會出來，可以有更多的政治文本。」但政治2個字在台灣，畢竟是很搶眼，甚至刺眼的關鍵字，這齣劇拍下去，要說不會被貼標籤、被指為某種意識形態，恐怕沒人信，對此馮賢賢倒是滿懷自信：「戲如果好看，標籤就會自己掉落。」她舉美國影劇為例，從2005年的《白宮女總統》到現在，十多年來幾乎每一檔政治劇都好看，「你也不會去想，這個製作團隊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，因為是戲本身吸引你。」「戲再好，沒有熱都沒用」 盼引發Google潮重振影劇產業、開發政治戲市場外，《國際橋牌社》還肩負著另一個期待是，要能引起「Google潮」。正如《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》引發「光州事件」的Google潮，《血觀音》之後，網友紛紛揣測哪個角色是在影射誰，汪怡昕直嘆：「影視作品的威力在這裡啊！」《血觀音》電影上映後，許多人開始揣測到底影射那個人物，引發「Google潮」，《國際橋牌社》製作人汪怡昕直指這就是影視作品的威力。圖為《血觀音》劇照。（資料照，取自血觀音臉書專頁）問題談了很多，期待也談了很多，回歸到底，「他就是戲啊，就是要好看，要熱才會中」，終究是要回到作品上，而且要是發光發熱的作品，「戲再好，沒有熱都沒有用，我們就是要讓它熱 ！」（推薦閱讀：「這才是真正的台灣人」從《賽德克·巴萊》到《一八九五》，他列出三重點：台灣的史詩電影大有可為）大事到底幹不幹得成？前期能做的，汪怡昕、馮賢賢領著團隊，做到盡善盡美，把軌道鋪好，明年3月開拍，就是開始衝刺的時候，而成果見分曉的時間點，比下一次總統大選還快，2020年之前就要開播，台灣人用選票寫出新的歷史前，還可以先看看過去，或許，同時也會見證影視產業的一段變革。相關報導● 喊苦喊不停，腳步卻不曾停下！用台灣歷史做IP 導演汪怡昕「做自己的公共電視」● 金馬點將》專訪傅榆：用一段青春，找尋藍綠、兩岸「最大公約數」